高校青年教师陷科研教学双重压力 晋升难度大
发布时间: 2016-01-25 12:35 来源：山西对口升学招生网
高校青年教师陷科研教学双重压力 晋升难度大
你昨天约访，我就想到两三年前看到一些文章戏称高校青年教师为‘青椒’，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。”这是一位大学青年教师在接受采访时的开场白，说完，她不好意思地笑笑。她不太习惯谈衣食、谈利禄，在被问起这些问题时总露出腼腆的表情，只有谈人文、谈理想时，她才表现得愉悦而从容。
“不止两三年了，”我告诉她。2006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报道中，一位大学青年教师用“青椒”一词自嘲。十年来，围绕这个词的，还有辛酸、无奈、困惑、重压、挣扎等等，这些消极词汇描画出一幅色彩灰暗的高校青年教师“囧象”。从个人收入、婚恋、住房、职称评定、科研与教学的关系，到学术环境的行政化、市场化、学术不端、人情社会、重理轻文、急功近利，他们受到360度全方位的讨论。
“囧象”之外还有“乱象”。2016年1月7日，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会议即将开始时，院内青年教师李思涯突然冲到院长甘阳面前，连扇他几个耳光，声称对方未依时解决他的职称问题。在网上的舆论中，为甘阳愤慨者有之，同情李思涯者亦有之。或指责李思涯有辱斯文、败坏师德，将谋求私利的违法行为美化为以武犯禁的“侠义”之举，刻意制造新闻事件以“青椒”的弱势身份博取同情；或认为是因为当前高校六或九年内“非升即走”的职称制度，公权力者的独断严苛，对“青椒”形成太大生存压力，把原本充满理想的老实人逼上绝路……
比“青椒”收入低、压力大的人很多，为何这个职业人群的境况能引起如此多的忧思？
一位中山大学的青年教师思考过这个问题：“大学教师本来应该是所有职业里最自由的，现在看来是落差最大的。因为你对公务员（课程）、警察、白领不会有太多想象，只有大学到现在仍然是想象最多的。你说医生、律师也有想象，不会有对大学的想象这么美妙吧？”
想象之外的现实，是一道尴尬的夹缝。立于体制内的大学，在“去行政化”改革缓慢前行之时，又需面对市场化的冲击。体制堡垒与市场狂欢的夹击下，他们还能保持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吗？
对大学而言，人文是最重要的维度之一。但难以产生直接效益的人文学科教师，恰恰在“青椒”群体里处于弱势。他们的境况，反而突显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，折射出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复杂处境。
物伤其类
2013年，年近三十的赵芬成为“985”名牌大学T大的一名文科教师前不久，年仅36岁的学者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因急性白血病去世。
“物伤其类，非常惋惜，同时也自危。”赵芬说。上个学期，她有好几个月处于生病状态。白天要上课和处理各种杂事，晚上清静的时间，则要备课、读书、看材料和写论文，周末则会带个读书班，或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。长期缺乏休息，也没什么时间锻炼，“一直都担心自己会过劳死。”
在赵芬眼里，张晖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，不仅因为他学术成果丰富，还因他刻苦、纯粹的治学精神。
逝世前，张晖已出版学术专著4部、古籍整理著作一部、编纂著作3部，手头还有两部即将完成的著作。“如此创造力，在其同辈学人中，恐怕还很少见。”他的导师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宏生说。
大学三年级，他就以《龙榆生先生年谱》得到北大历史系教授吴小如的赞誉，“以这部《年谱》的功力而论，我看即使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。”
2006年博士毕业后，张晖在几个学术机构中选择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。“面对那丰富的藏书（许多都是珍本），以及便利的阅读条件，还有不需坐班的制度，他几乎是立刻决定申请到文学所工作。他觉得，这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地方，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。对于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，再没有比找到一个合适的治学环境让他更心动的事。”张宏生回忆。
2007年10月，张宏生去看望张晖，一张工资单正好摆在桌上。“我看了一下，他的全部收入加起来，也就一千三百多，可以想见，一年多以前，应该更少，京城居大不易，何况他的家境一直就不怎么好。”
张晖逝世，在学界泛起不小的波澜。许多纪念文章透露了他待遇低、生活压力和学术压力大的处境，舆论的焦点，渐渐从个人际遇扩大到中国人文学术环境的恶化、青年学者境况的悲凉与治学的艰辛。
生前，张晖曾写下他对人文环境的忧思：“学界官僚气氛浓厚，青年学人收入普遍偏低，为求出路，几无个人尊严可言。”“在现实中，我根本感觉不到文学的力量……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、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，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，类似于明代的遗民。”
不过，张晖的妻子张霖认为，丈夫之死只是偶然事件。“媒体喜欢在能引起公众兴趣的经济问题上做文章，学术界的青年朋友们则对目前学术环境的恶化心怀义愤。但作为张晖的妻子和挚友，我知道，这些并不是真正耗尽张晖生命的原因。”
青年学者们的“义愤”从何而来？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的话，或可提供一种解答：“张晖的突然离世之所以给我们这么巨大的震动，是因为我们把他的不幸看作是我们共同命运的一种激烈版本。”
3年来，赵芬听闻过不少“共同命运的激烈版本”。最近一次，是苏州大学教授朱栋霖的举报事件。2015年10月12日，赵芬转发了一篇文章给我，题目是《朱栋霖教授的公开信》——就在那两天，有3位受访“青椒”都给我转来这封公开信。
公开信中，朱栋霖痛陈自己在苏大文学院受到的不公待遇，如被剥夺教学权、克扣绩效工资、强迫提前退休等等，“有正义感的教授边缘化，有成就的青年教师孤立无援，学术标准丧失，学术风气极度恶化”。
在大学里，教师分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和教授4等。教授之中又分4级，一级最高，二级次之。朱栋霖是二级教授，赵芬是讲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