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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.1%受访者认为“网红”会对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

发布时间: 2016-02-02 11:07 来源:山西对口升学招生网

 
 
 
 
“网红”是网络红人的简称。近来,国内互联网上的“网红”更多指的是一些为了出名不惜整容和炒作、快速消费自己的年轻人。他们在网上被热议的同时,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年轻人的价值取向。有人指出,国外网友追捧的“网红”,多是凭一己之力影响社会的人。你怎么看“网红”?
 
  近日,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,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,76.2%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有很多追捧“网红”的人,绝大部分受访者对“网红”的评价都是“搏上位”、“骗子”、“庸俗”和“没有节操”等贬义字眼。
 
  在79.9%受访者眼里,“网红”是为出名搏上位的年轻人
 
  一些隐藏在网络背后的人,希望披着“网红”的外衣混入商圈、娱乐圈。随着这种现象增多,“网红”越来越不是草根红人的闪亮标签,而演变成为一个充满贬义的头衔。
 
  那么,你对“网红”的印象是怎样的?
 
  调查中,79.9%的受访者认为,“网红”就是为了出名、各种搏上位的年轻人;在43.8%的受访者印象里,“网红”是通过整容、撒谎包装自己的骗子;40.5%的受访者觉得“网红”是搞粉丝营销、卖低劣品的淘宝卖家。仅16.9%的受访者仍存有“网红”是意见领袖等佼佼者的印象。
 
  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张晶的印象里,“网红”是锥子脸、整容、自拍、卖东西的代名词,“比如之前某个香港明星的新晋网红女友,就会在微博上发淘宝链接,推销自己的淘宝店”。
 
  调查发现,76.2%的受访者觉得现在追捧“网红”的人仍然非常多。
 
  既然“网红”在网上如此受欢迎,他们的言行是否会影响到普通人的价值判断呢?
 
  首先,对于“网红”这一群体的评价,在大多数(52.7%)受访者看来,是审美疲劳和庸俗不堪,52.7%的受访者断言他们只是昙花一现,还有50.0%的受访者则批评他们拜金功利、没有节操。28.1%的受访者指责他们三观不正等。
 
  与此同时,有16.6%的受访者赞同“网红”出名要趁早的观念,15.2%的受访者表示“网红”也是红人,12.7%的受访者将其看做是独立、努力做自己的表现。
 
  因为“网红”大多在容貌和履历上厚施粉黛,43.7%的受访者反而支持对“网红”进行“扒皮”(揭穿)。不过,也有29.9%的受访者不支持这样做,还有26.4%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。
 
  无论在网络上还是现实中,70.4%受访者并不想“红”
 
  张晶认为,国外的网络论坛里,也活跃着各式各样的红人,“国内靠的是自拍和裸露,但国外的很多网红凭的是自己对时尚的理解或生活的体验,比如做早餐、讲化妆、讲时尚等”。她举了美国最年轻时尚博主泰薇·盖文森(Tavi Gevinson) 的例子,作为一个1996年出生的小女孩,她2008年开通自己的博客,靠着自己独特的时尚品味从网上一路红到时尚圈的时候,才只有12岁。
 
  在张晶看来,无论在哪个环境里,人们都会认同这种有真本领真见解、又有勇气付诸实践的人。“国内的诸多‘网红’就是给人扭曲的感觉。相较于很多人来说,他们懂得利用互联网获取关注效益,肯定是聪明人。纵然千姿百态,最终表现出来的却是扭曲的价值观而已”。
 
  调查揭示,正是出于以上对“网红”的印象和评价,70.4%的受访者确言,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网络上,并不希望自己成为这种“红人”。
 
  不仅如此,大家表示即便是想红,也不想靠脸蛋、身材等这些表面文章。
 
  如果当红人,63.0%的受访者希望自己是因智慧、专业观点而红,55.2%的受访者则希望靠人格、责任感等闪光点而红,53.7%的则希望通过学识、工作能力等“收割”拥趸。由此,过半受访者认为,在智慧、人格和学识上有突出表现的人,才是被绝大部分人推崇的真正“红人”。
 
  此外,有突出特长(32.8%)、生活态度从容(32.3%)和有很好的时尚品味(18.3%)也被认为是红的良好理由。
 
  张晶表示:“要是能像国外‘网红’那样,展现出自己喜欢的价值观,或者有一个世界值得分享,或者引导别人珍惜青春、踏实地经营未来,这样的‘网红’我愿意当。”
 
  超半数受访者认为,青少年偶像应有专业精神、生活智慧和诚意勇气
 
  基于对“网红”的价值判断,56.1%的受访者认为,对尚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群体来说,“网红”会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,尤其是在偶像选择上,“网红”乱象会导致他们误入歧途。
 
  对于青少年偶像的标准,60.4%的受访者认为应是有专业精神、敬业态度的人,57.8%的受访者认为应是有生活智慧的人,56.1%的受访者认为应是真诚勇敢、活出自我的人。
 
  不仅如此,受访者也认可有爱心、敢行动的人(48.6%)和有家国情怀的志士(46.3%)作为青少年偶像。仅有36.2%的受访者选择的是“各界成功人士”。
 
  南京大学读社会学研究生的田嘉(化名)认为,在当前这个时代,已经不能轻易划定青少年偶像的标准了。“毫无疑问,‘多元化’已经成为某种社会共识。青少年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,也逐渐形成各自偏好,这些偏好都应该得到关注和尊重。当然,在他们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,肯定要以正直、善良、勇敢等基本价值观进行引导”。
 
  田嘉看到调查结果后提到,香港的很多大学里,橱窗里的荣誉校友都是商界人士。“成功人士固然光鲜,但看到更多受访者认为好好生活、关注内心的人更值得尊重,身处其中,我感到很舒服”。
 
  本次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, 90后占25.3%, 80后占50.6%, 70后占17.4%,60后及以前人群占6.7%。35.1%的受访者来自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,39.3%的受访者来自二线城市,19.7%的受访者来自三、四线城市,5.4%的受访者来自县、镇、村。


 
当前的网络时代,大众文化逐渐成为主流,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唯恐不能搭上最热的话题,不能聊起最热的红人 ,似乎“知道”早已比“为什么”更有存在感。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院长朱红文看来,知识接受碎片化是青少年追逐虚无、思考浅薄的主因,应通过各界合力引导青少年有更高追求。 
 
    中国青年报:“网红”为什么受欢迎? 
 
    朱红文:对于青少年来说,社会化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在这个过程中,每个个体需要学习知识、技能及社会规范等,他们去学习或者模仿别人的行为是正常的。在学习过程中的“示范”作用,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继承机制。道理上讲,我们的确是应该通过一些非常杰出的社会精英,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示范。 
 
    在网络时代,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叫符号化社会,为制造网络红人提供了可能性。但是网络的碎片化和表面化,更催生了网络泡沫化的文化现象。 
 
    所以相较于精英文化,大众文化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引导力的文化类型,但是我认为大众文化本身不能淹没或者否定精英文化。 
 
    中国青年报:如何纠正这种错误示范? 
 
    朱红文:网络红人是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的一个现象,之所以会觉得不是特别好,觉得他们的“范儿”不是我们文化里所提倡的,主要是没有文化内涵。 
 
    首先,从文化界、知识界、教育界,都应该去思考,怎么面向青少年,传播有思想深度、有知识的一种精英式的人格特征,怎么将这种思想渗入青少年的教育体系里。知识界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识,怎么能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去确立他们可以学习的人格或榜样。 
 
    其次,对于青少年来说,他们的确应该反思,你追求的东西是真的“范儿”吗?值得吗?因此,应该培养青少年有一种非常鲜明的个性意识,反思意识。反思你所人云亦云的、追逐的,那些跟你个人生活、未来成长及人格特征,到底是不是吻合?青少年有反叛意识时,也会主动去学习,但如何借之引导到健康的成长路径上,就是教育的问题了。 
 
    现在类似网络红人这样的文化现象,不能简单地否认它,某种环境里,它是以主流文化的面貌出现的。你既有告诉年轻人如何成长的责任,也有不能粗暴棒杀的意识。 
 
    另外一种情况是,很多网络红人的范儿,来源于商业操作。相关的文化公司和媒体,都应该有职业操守和良心。制造出这些文化垃圾去污染青少年的心灵、扭曲他们的人格,这是非常不道德的,甚至是在犯罪。 
 
   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,主流文化与亚文化,商业文化与其他文化间如何达成和谐,是值得我们社会大众或知识界去思考的问题。 
 
    中国青年报:偶像文化中的审美在堕落吗?过去是什么样的? 
 
    朱红文:我们不能说以往都比较好,现在就差,每一代人个性成长中都会有一些特征。青少年需要标榜自己的个性,就在于把自我和非我割裂开来作标示,这是人的成长现象。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对象。 
 
    以往的时代可能存在过分的标签化,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现象。尤其在比较左的时代,就过于脸谱化。但现在的大众文化也有比较可怕的地方。一上地铁,所有人都捧着手机,青少年现在接受知识的方式越来越依赖手机这种媒介,越来越琐碎和浅薄,这个值得反思。 
 
    令我们学者更担心的是,在数字文化、大众文化之外,印刷文化这样有深度的阅读,怎么才能吸引到青少年。我们能给青少年提供什么样的文化?青少年应该接受什么样文化?我们不能一味地批判他们逆反。 
 
   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征,但现在的青少年碎片化的学习是造成他们不会深度思考的主要原因,所以他们才会追逐那些比较虚化、停留在感官上的东西。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真正涉及对人格和人生的反思和认知,没有对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接受,这才是令人担心的。 
 
    中国青年报:应该把不好的示范拎出来吗? 
 
    朱红文:在这样一个商业化、网络化的时代,我认为网络红人的塑造机制并没有太大差别。比如国外的Lady Gaga,也是标新立异,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。这种炒作在网络时代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,因此,相比棒杀,我们更需要一个大众文化批评的机制。 
 
    比如这个叫莫晴(化名)的网络红人,她要摆脱贫穷的困境,她也需要一些成长空间,这些动机都是对的,从她个人的生活状态来讲,也不用做太多道德批评。但在这个时候,大众文化就需要提供一种更切实的发展建议,去滤掉虚伪和过度炒作的成分,帮助有些人找到一种正确表达自己的路子。 
 
    不能只是现在二十几岁红,路子不正,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可能红不了、红不对了。如果能一直红,这个机制能一直有创新地健康运作,也值得鼓励。所以,我认为不应对个体进行道德评判,而应该存在某种文化批评机制,让媒体和学界对网络文化作思考和评论,这才能真正引导青少年向健康方向发展。 
 
    中国青年报:应鼓励青少年具备什么品质? 
 
    朱红文:网络文化的“快餐化”,实际上是后现代大众文化的特点,涉及教育、科技,社会的产业结构、知识结构等,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但支持一个民族发展的,还是它的科学、产业创新,或者说制度创新等一些核心的东西。 
 
    个人身上表现出的急躁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对整个文化、科学、教育界来说,精英文化是慢功夫,它需要你长期投入研究、精力到这样一种精神活动、创造活动中。应该鼓励我们年轻人有一种投身知识文化、献身民族未来的追求,有一种民族事业心,对民族和人类的未来,在个体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内在的关怀。不能只挣个钱、露个脸,那就太浅薄、太没有活力了。 
 
 
 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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